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连消带打的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王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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