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并禁止卖淫嫖娼，如今被俗称为“扫黄”。那么，中国古代又是如何“扫黄”的呢?
公元前645年的春秋时期，齐国出现了一批性工作者。时任齐国上卿管仲在齐桓公的宫城中设立“内闾”，一次安排多达700名女子入住其中。“内闾”也称“女闾”，即官办妓院，比西方梭伦所设的“国家妓院”早半个世纪。
管仲设妓院是为了增加齐国的中央财政收入，“以充国用”。不过，这批性工作者甫一出现，便争议不断。《战国策·东周策》上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内闾七百，国人非之。”所谓“非之”，即反对开妓院这件事，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禁娼”声音。
管仲的“性产业”政策尽管“国人非之”，但在此后却发展了起来。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乐户制度”“官妓制度”，并伴之出现了所谓的青楼文化。
虽然青楼文化成为古代中国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但古代中国各朝政府有关禁娼的呼吁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在民间，底层老百姓对娼妓制度深恶痛绝，卖淫和嫖娼行为为人不齿。民间常用“败家子”“贱货”这类粗话，咒责进行性交易的男女双方，引导社会风气，这实是一种“道德禁娼”。
宋仁宗规定官员“不得赴妓乐”
“道德禁娼”并非政策性的，所以相当乏力。针对禁娼呼声，出于净化社会环境、调整伦理秩序、规范官场行为的需要，古代朝廷多会对卖淫嫖娼行为从政策上进行限制，这种限制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国的“法律禁娼”。
在古代中国，“法律禁娼”很多时候是有条件的“扫黄”。古代中国的性工作者生存模式比较复杂，有宫妓、官妓、营妓、家妓、私娼、暗娼等。这些性工作者的来源早些时候是奴隶性质的女子、战争俘得的女人，后来则以失夫女、罪人(臣)女、卖身女为主。但每个朝代几乎都禁止“逼良为娼”，从准入机制上进行控制，避免社会风气整体变坏。如明朝法律就规定：“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者，“杖一百”。
与此同时，又对性消费者即所谓嫖客的性消费行为进行限制，其中尤以对负有社会责任的官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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