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道：“目前我们难于提出意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预先把事情弄清楚，才能作出决定。应该弄清楚什么，我的信里说得很明白：我们必须完全弄清楚《工人思想报》是否真正有了“转变”(像通知我们的那样，像我们有权根据你们建议普列汉诺夫参加这一点所推论的那样)和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对于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您却只字未提。
我们认为，《工人思想报》是一个同我们有着严重分歧的特殊派别的机关报，这您是早就知道的。几个月以前，我和您的那封重要信件的收信人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为这个派别的机关报工作;很明显，既然我们自己都这样做，我们自然建议别人也这样做。
但是，《工人思想报》“转变”的消息使我们很“为难”。真的转变了，就能大大地改变事情的面貌。因此，很自然，我在信中首先就希望了解转变的详细情况，而您对这一点却只字未提。
也许您认为，在您给朋友(指尔·马尔托夫)的信中已经答复了我提出的关于转变的问题?也许您认为，既然给普列汉诺夫的信是您代表《工人思想报》编辑部写的，您给朋友的信，也可看作是编辑部的看法的正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就要作出这样的结论：一点转变也没有。如果我错了，请指出我的错误。前几天，又有一位普列汉诺夫的积极支持者来信谈到《工人思想报》的转变。但是，在我同您通信的情况下，没有得到您的证实，我当然不会听信这些有关转变的“传闻”。
我还是马上坦白地说了吧(尽管有惹起新的责备的危险)。我完全支持我的朋友(您写信给他的那个人)，我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转变，“我们不得不和你们斗争”，假若有，就必须认真地弄清楚，究竟是怎样的转变。
您给朋友的信上说：“如果问心无愧，就请斗争吧!”他自己当然会回答您，但是我请求以个人名义回答这一点。既然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互不了解、互不信任、互不协调(我说的不只是《工人思想报》，而是在家里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的气氛已经形成，并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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