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董仲舒则以《春秋》为据，引经据典，解析案例，辨明是非。朝廷派员请教的次数多了，董仲舒据此把这些评判的案例和讲授的内容结合起来，加以整理，用《春秋》的儒家伦理作为指导思想，确立以儒家经典判案的原则。董仲舒写成的这书籍，便取名为《春秋决狱》。
汉武帝尊崇儒术，他在法制问题上倡行“以礼入刑”、“德主刑辅”，是否在司法过程中表里如一呢?
本来，《吕刑》“明德慎罚”是“以礼入刑”之发端，而孔子倡导“克已复礼为仁”则为儒家法制之基本思想，因而“礼”、“仁”在诸法合体中，逐渐成为儒家的德政理论基石，进而形成“德主刑辅”的古代法制原则。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执行“德主刑辅”较好的并非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这方面，西汉不如唐宋，如唐太宗就曾让死刑犯回家省亲，这些死刑犯深受感动，居然在规定的时间内一个不少地返回牢笼，甘愿引颈伏法。
唐太宗恻隐之心大发，将这些死囚赦免;又如宋仁宗时，四川一士子献诗给太守，诗曰：“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四川太守将这士子绑送京城，可宋仁宗却说：“这老秀才写诗泄愤，怎能以言治罪?不如给他官做”。可见，唐太宗、宋仁宗均有德法善治的所为。事实上，唐贞观年间和北宋朝前期，皇朝皆能遵循宽仁慎刑、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
平心而论，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也曾将一些疑难案件诉诸《春秋》，董仲舒以《春秋》为据，寻章摘句，辨析法理，或多或少还是影响了汉武帝。但在功利主义摇篮成长的汉武帝好大喜功，不可能全盘接受“德主刑辅”的办案原则。因而在大多数时候，汉武帝仍坚持“轻德重刑”，实施严刑峻法。如在冤杀李陵的“夷三族”案件中，对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的诛杀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可怜李陵三族大多是妇人小孩，被株连杀戮，用刑之酷，史书上说，先用小刀在脸上刻刺，然后逐一割掉鼻子，再切下脚指，最后活活打死，把头挂在旗杆上，尸身剁成肉酱，其情其状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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