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海关制度在成为分赃平台的同时，也成了一只寄生吸血的巨大蚂蝗，外商与行商成为“宿主”。而在大清特色的制度下，行商作为外贸的第一责任人，应对蚂蝗便成为其第一要务。
制度设计上，行商虽然主要听命于海关，但是，无论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还是广州城里的其他各种衙门，都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管到行商们的头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这些神通各异的八仙，行商们自然是谁也不能得罪、谁也不敢得罪。
“公行”一方面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并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另一方面又作为官吏们想要从中大捞一笔财富的输导线。
“粤海关监督必须在他作为正式陈报的征收以外找到一笔巨款，如果拘泥于固定税则就会使他做官的主要目的成为泡影;因此，公行就被他用作榨取对外贸易的工具，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无与伦比的私人收入。总督也必须装满他那只张大了口的钱袋，因为他具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最后责任;他随着粤海关监督之后，也分润一部分赃款;同时从一世纪的经验中已经察觉，要使外商按步就班地遵守官吏制定的法律和他们的命令，最便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公行。这对于总督是这样，对于广州的每一个官吏也是这样，公行成为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史》)
这种多管齐下的勒索，对行商和外商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仅增加了他们的成本，更令他们对那些无规则可循的潜规则成本不可预测。
3、难以承受的勒索
1724年，行商们开始用脚投票了。大批行商为了逃避广东的苛捐杂税，转移到了福建厦门。
1727年，不堪重负的广州洋商们扬言，如果广州的官员们再不控制勒索的胃口，他们将离开广州改去厦门。这一威胁换来了粤海关的一道承诺：不课征多于正税的数额。但次年，他们就不得不接受额外的10%的从价附加税。1732年，洋人们再度抗议，并将商船停泊在虎门口外，拒绝入港，要求取消17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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