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飞仙”。
这些手段，用于造反当初，浮动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规划”，则必然“有限”，时间一长，甚至“过时”。
因为“嗜杀”云云，“东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免于恐惧的更光明的未来。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随着军事胜利，政治的一大升华，就是意识到了红巾军这面精神旗帜的局限。
当他初成气候，打出北伐檄文时，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
“拯生民于涂炭。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
朱元璋最收揽天下人心的口号，是先于孙中山先生在600年之后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救生民于水火”。
“驱逐鞑虏”，就是推翻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
“恢复中华”不是要压迫蒙古人、色目人，而是恢复中华的道统，恢复中华传统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
“立纲陈纪”，就是要重新建立秩序，新秩序是什么?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纲纪。
“救济斯民”，是四句话中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关键、最能吸引民心的一句话。就是把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朱元璋生活起于社会底层，曾经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他在濠州，在“钟离之东乡”，房无片瓦，地无一垄，他看到过那些官员和富民是如何欺压百姓，他知道百姓生活的艰难，知道百姓的期望在哪里，所以他在口号中加上了这句话，宣扬要建立一个没有民族压迫的、有传统秩序的，能够使百姓过上安定生活的社会。
为了标志“正统”，朱元璋自觉向“儒家标杆”改造自我及其军队。朱元璋身边有很多儒者，李善长、冯国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都是饱学之士，是儒家学说的传承者，朱元璋通过他们，将军队注入了正统的儒家仁义之师基因。
朱家军与依托白莲教的红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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