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罗隐诗：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由此可知，唐昭宗逃难时，随行的艺人中有一个耍猴的，他把猴子驯养得非常听话，居然能与皇帝同时入朝听政。唐昭宗很高兴，就赐给耍猴人以绯袍，并称其为“孙供奉”。按照当时的规定，四品以上官员服绯，即穿着绯红色官袍，看来那个耍猴人的官位是相当高啊!
上文引用罗隐的诗题目为《感弄猴人赐朱绂》，全诗如下：“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罗隐，唐代文学家，曾十次考进士而不中，后来在浙江一带当过中下层官吏。罗隐正是在多次进京赶考未果的情况下，想到了那个靠耍猴而升官受宠的人，才作出此诗。白居易有诗云：“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题目中的朱绂就是指唐昭宗所赐的绯袍。从白居易的诗中，更可以看出耍猴人官位之高。
也有学者认为“孙供奉”是对那只猴子的称呼，说唐昭宗是把绯袍披在了猴子身上，让猴子当了一回大官。无论如何，唐昭宗的举动都堪称闹剧。
捉蟋蟀升官
斗蟋蟀在中国也是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为一种赌博活动，其参与者遍布宫廷与草野。蒲松龄在《促织》中描写过明代宣德年间因宫廷好斗促织(蟋蟀)，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促织》虽为文学作品，但其内容绝不是凭空杜撰。明代学者袁宏道在《促织志》中说，嘉靖年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
斗蟋蟀既然成了众人参与的赌博行为，自然会有人从中获利，而此时，蟋蟀常常成了抢手货，一些捉蟋蟀的人也因此升官发达了。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指斗蟋蟀)，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武弁，指低级武官)，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宗喜欢斗蟋蟀，蟋蟀就成为众人追逐之物，有的地方规定捉蟋蟀和上战场杀敌同样重要，从事两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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