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到苏报馆抓人，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陈范事前闻讯躲开，蔡元培早已避往青岛，章太炎、邹容不在，只抓走了一个账房先生。当天晚上，章太炎得到巡捕抓人的消息，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说“小事扰扰”，依旧钻进被窝睡觉。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来继续抓捕，巡捕还没问他“请问英雄出处”，章太炎自己倒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这可真说得上是自投罗网了。租界巡捕喜不自胜，连忙一把铐了去。当时邹容也是追捕对象，但他闻讯躲到虹口一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带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却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招”，要他主动投案。邹容也真讲义气，果然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首了。接着，《苏报》报馆被查封，财产没收，陈范破产逃往东瀛。
这样就引发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清王朝建立以来，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就很少发生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入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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