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乱象。
据当时的《民权画报》报道，城内各处私塾人头簇簇，家长们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孩子挂个名，拿个学籍，以免被警察拘了去。爹娘忧心如焚，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发笔小财。“强迫教育”本意在于减少文盲，惠及民众，这样一来，倒成了不折不扣的扰民之举。《民权画报》觉得乱象根源在于官家解释工作做得太差，信息不够透明，于是大声疾呼：“愚夫妇误解误疑，情固可笑，然当道者亦应出示解释，以善后事也。”
说实话，清王朝当时已日薄西山，推广“强迫教育”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朝廷一开始放话，初等小学堂不收学费，但很快学部就变了卦，要求京城外的小学堂征收学费，地方士绅趁机摊派学捐。穷家小户本就指着孩子干活，没多少父母有心送孩子读书，哪里还架得住各种摊派。随着朝廷气数已尽，《强迫教育章程》也就不了了之。
不遗余力：巧媳妇难为无米炊，陈独秀勉力多筹钱
1912年元月，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以下简称《通令》)。全国的学堂从此全改名叫学校，初等小学上4年，简称“初小”，这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那时仍叫“强迫教育”)，免收学费，主要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等启蒙课程。
考虑到当时时局动荡、战乱频仍的事实，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精英要想实现推行义务教育，开启民智的宏愿，实在过于理想主义了。以广东为例，从1913年—1919年，全省每年的教育开支只有三四十万银元，整个业界“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哪有能力推行义务教育呢？直到1919年，据统计，全省在学儿童只有近17万人，只占了适龄儿童总数的5%。“5%”这个数字，彰显了知识精英丰满的理想与民国初年文盲扎堆这一“骨感”现实之间的差距。
1921年，广州建市，政局略略安稳了一些。当年3月，陈独秀受邀南下，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同时担任委员的还有廖仲恺、许崇清等名人。这些社会名流雄心勃勃，很快就制定了义务教育分年推进办法，计划用六年的时间，在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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