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淮南、淮北共上缴正杂项税银二千四百多万两，尤其是淮北改行“票盐”后，成本大减，盐价下降，百姓得益，税收也回升了。
不过，本可只手遮天、从“浮费与摊补”中肆意取利的总商们，却因此大受打击。清朝文人笔记中有记载：道光年间，因陶澍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扬商已穷困”。扬州，这座数百年来极端依赖盐商巨额财富支撑的商业都会，似乎窥见了它繁华的尽头。
但细心考察当年实情，“扬商已穷困”并非陶澍改革的结果，反而正是其诱因。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纪末，两淮食盐专卖制度已步履艰难，因官盐价高滞销，私盐日益猖獗，盐商人数锐减。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盐区原有的20家运商只剩下12家，连年迈的乾隆皇帝本人，对淮盐销量持续下降，也感到忧心忡忡。
更早之前的1789年，历任“首总”(首席总商)多年的扬州盐商一代巨富、乾隆爷的“布衣之交”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已传出两淮盐业与扬州繁华终将衰落的最初信号了(详见2014年1月20日D7版《富甲天下“八总商”》)。
成也淮盐败也淮盐
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原因很多，但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应是其中的关键。据现代学者研究，乾隆朝前期，即1738年至1771年之间，商人报效朝廷不到1000万两银子;到了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即1773年至1804年间，报效额增加到接近2700万两。
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自然是商人报效的主力，为了好大喜功的乾隆爷顺利完成“十全武功”，他们可谓竭尽心力。加上那些年苗民、白莲教相继起义，两淮地区水旱灾害频生，为应付激增的军费开支，以及灾后重建、兴修水利，从中央到地方，都紧盯着扬州盐商们看上去鼓鼓的钱袋子。
官府仍把扬州盐商当作没有额度限制的“提款机”之时，两淮盐业的危机全面爆发。道光二年(1822年)，江春之后最有权势的“首总”黄至筠，遭到出身盐商世家的大学士曹振镛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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