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不得人的事。”
这桩未遂的窃书案，鲁迅讲得绘声绘色，周作人写得活灵活现，黄裳的转述也顺理成章，后世略有知傅氏生平者无不呆若木鸡。
事实上，关于傅增湘偷书的故事，鲁迅还讲过一个，且更为直接，更为辛辣，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点名。想来这个故事，周作人也是看过的，会更加的印象深刻。
发表于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鲁迅在提到整理清政府遗留内档时，特别指出北洋政府时期的教育总长、次长、参事对清代遗档的监守自盗行为，他写道：
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时以考察欧美教育驰誉的Y次长，以讲大话出名的C参事，忽然都变为考古家了。他们和F总长，都“念兹在兹”，在尘埃中间和破纸旁边离不开。凡有我们捡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据说，文中所提到的英文代码之人名，乃是姓氏的旧式拼音缩写。F先生就是指傅增湘，他在1917年12月至1919年5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Y次长指袁希涛，字观澜，江苏宝山人。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1915年到1919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C参事指蒋维乔，字竹庄，江苏武进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鲁迅笔下的这起“群体盗书案”，以傅氏为首，几乎整个部门全部参与，这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当然，只有他这么一个小科长没有参与，可以洁身自好而独善，自然是有资格讲出来、写出来，并讥刺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