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口之外的地区政局动荡不安、灾患频仍不断，走西口的移民仍然和口内一样生存无着，走西口的规模渐渐变小，从此走向衰落。
走西口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内蒙古地区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闯关东：千万山东人的宿命
19世纪，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自此，闯关东浪潮开始。
清朝入关后，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晓焕告诉记者，清初，统治者处罚犯人时将其遣送边陲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到“极边寒苦”的东北。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成千上万的灾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闯”入东北。
民国时期，闯关东洪流澎湃，山东移民进入东北的规模大大超过清代。刘晓焕表示，山东人多地少且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像京杭运河两岸，人口众多，随着运河通航能力的下降，生计出现困难”，而东北三省地广人稀，土质肥沃，对山东破产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东北工农商业比较发达，贸易较多，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山东人也选择到东北打长工。”
“灾荒与战乱是促使山东人闯关东的直接原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王林表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天灾频繁，兵连祸结，战争连年不已，兵匪、旱灾、蝗灾常常轮番发作，酿成极严重的饥荒，当时灾民逃荒的主要途径就是闯关东。
王林告诉记者，山东人闯关东历史悠久，到清朝末年移民数量已不下几百万，他们与山东老家的亲属邻里保持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灾民由此取得各种信息，“当时的报纸记载‘其稍有力者则投奔东三省北满一带，因东三省北满皆山东人多故也’。”
“山东灾民到东北逃荒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陆路逃到京津，再乘京奉火车到奉天。一条是由海路乘船到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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