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争论发生在乾隆年间。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向年轻的乾隆提出针对西北五省(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禁酒令，理由有两点：一是这五省本来就穷，每年还浪费“数百万石粮食”酿酒是不对的;二是这五省百姓酒后犯罪率太高了，“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也就是说百分之二三十的重大案件都和喝酒有关系。
乾隆考虑了大半年后，冒失地出台了一个圣旨，令这五省“永禁造酒”，并将如何处置私酿酒的人和违法官员的办法，交给大臣们商量。这个圣旨一下，朝野沸腾，反对声不绝于耳。当时的刑部尚书孙嘉淦首先表示将抗旨不遵，他的理由是，烧酒用的是粗粮，黄酒用的是细粮，一旦禁酒，那些粗粮无法储备，而且可能衍生腐败和走私。
乾隆旋即昭告五省总督进行讨论，结果是五个总督都反对“一概禁止”的做法。乾隆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改变了在先的诏令，变更为禁止大规模的酿酒活动，受灾之年之地减少酿酒等措施。这些措施逐渐被编入了清朝法令之中，演变成通行全国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