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