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转嫁基地，获益甚巨，而荷兰在台湾贸易的盛衰，完全看大陆供应是否充裕，其与大陆的情势相表里。”
郑芝龙海上集团与明朝官方几经周旋后接受招安，他的身份在海盗、海商、官军三者之间变换，左右逢源，逐渐发展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军事商业势力，并和以台湾为据点的荷兰殖民势力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就其经济社会性质而论，属于两个海洋社会之间的冲突，而具有资本主义初期萌芽的性质，诚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麦克尼尔教授认为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等明末清初的东南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可谓中国本土自发产生的“商业-军事复合体”。郑氏集团内连大陆、外接大洋，建立起庞大的商业贸易网络“五商十行”，分为山海两路。其中山路五商总部设在杭州，《明季北略》和《谈往》都记载郑芝龙“置苏、杭细软兴贩各国”。“五商十行”除了做贸易生意外，还兼有打探政治军事情报的间谍网的功能。郑氏集团外贩内销，时时与荷兰人发生贸易冲突，以至兵戎相见。
1633年，荷兰人为迫使郑氏集团断绝同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贸易、垄断海上贸易，对南澳、厦门等地进行一系列的骚扰袭击后，在料罗湾与郑芝龙指挥的舰队发生激战，一方是郑氏集团为主的庞大舰队150艘战船，一方是荷兰与海盗刘香组成的联合舰队59艘战船。明朝舰队以上百艘满载燃烧物的轻便小船抵近火攻，焚烧并击沉荷兰主力舰9艘中的4艘，俘虏1艘，刘香部全军覆没。
这一战决定了郑氏商业军事集团在东亚海上的强势地位，将军事上的制海权和海上贸易的垄断权一举拿下。海上贸易之实惠，很长时间为郑氏集团所独占。时人记载：“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郑氏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冲突说到底是为了争夺东亚海上贸易控制权。料罗湾海战反映了海洋文明之间竞争的规律--制海权决定商业贸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