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援朝明军总督邢玠在紫禁城午门进行了规模隆重的献俘仪式，明神宗朱翊钧一声钧旨，六十一个日军俘虏被斩首示众。
随后，朱翊钧做“平倭诏”昭告天下，诏书上庄严写道：“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注解：“明朝以仁德治国，对忠诚属国（如朝鲜）的危难必施援手。正义之师将奋起反击，任何挑衅者（如倭寇）无论多强大都将被诛灭。”
大明一代的皇帝亲临午门参与献俘礼，一共只有4次，都是出自万历皇帝。
这是一个多么自信而强硬的皇帝！
万历皇帝毅然出兵，大明将士血洒三千里江山，拯救了朝鲜，让日本人的侵略铁蹄践踏中华整整推迟了三百年。明朝的出兵绝不仅仅是宗主国对藩属国的援助，而是关乎国运存亡的生死之战，所以《明史》称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但是，耗师糜饷，伤筋动骨，万历一朝终于成了国运浮沉的分水岭。
《明史·朝鲜传》称：“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
万历三大征，特别是壬辰援朝战争，把张居正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财政家底化为乌有，把辽东、西北、浙江的精兵折损大半。后面女真崛起和陕甘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时，明朝已如风中残烛，无财力，只能残民以逞加派边饷，无人力，只能拿有限的部队四处救火，就这样抱薪救火到最后，终于燃尽了朱家的天下。
清代史学家赵翼索性下了这样的定论：“明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再看看日本方面。撤回本国的日军诸将，在平户的那古邪受到了热烈欢迎，石田三成宣布了秀吉的遗命，对诸侯进行了慰问和论功行赏，然后各归其藩——在日本人普遍的思维里，虽然没有获得朝鲜一寸土地，但觉得这场战役战功显赫，宣扬了日本军队的荣耀。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征韩论”再度喧嚣，发动了近代史上又一次不义的侵略战争。《明史·日本传》把战争的终结归结为：“秀吉死，诸倭扬帆尽归，朝鲜患亦平。”事实上从战局看，不管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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