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如今您身为他的继承者，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那位记者紧接着发问，语气中带着几分急切。毕竟东京日报在日本媒体界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按照惯例，可以连续提出三个问题。
“首先声明一点，我哥哥村山矢一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村山矢浩，我是因为矢浩年龄尚小才代位行使权力，一等我的侄子能够行使满铁社员权力，我就会将这个职务还给他，而我绝对不会贪恋满铁中并不属于我的地位，那怕是董事之位。第二点，作为侄子的监护人，我行使的第一项权力并不是在满铁取得何种地位，而是以我自己的名义为哥哥村山矢一申冤枉。就在今天上午八点，我已经见到了东京警视厅的片山警官，还有东京检察厅的杜丘检察官，他们将联手接管此案。应他们所请求，为了不影响法律公正，我将不再做进一步声明。如果诸位有问题，可以向上面两个机构求证......”
随着成延话语一落，记者们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其中一些记者小声议论着：“天啊！片山和杜丘竟然联合接手了这个案子！他们可是东京警界和检察官中的知名人士啊！这回陆军省可真是陷入了困境。”
尽管在二二六兵变时期，就连首相都难以逃脱枪林弹雨的威胁，但在日本，警官还有检察官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尊敬的职业。特别是片山警官与杜丘中义检察官，更是被公认为清正廉洁的楷模。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企图枪杀他，恐怕连那些士兵都会于心不忍吧。毕竟，这样两位正直无私的警官、检察官，谁能狠得下心对他动手呢？
”既然你不能说案件问题，那问一个私人问题。你是在中国人家庭长大的，母亲又是中国革命家，据说你的母亲还跟国民政府的领袖是同学，你是否想过利用这个身份来推动其放弃抵抗。”东京日报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缺德，而且极其刁钻，让成延完全不知所措。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和应对能力，使得他陷入了一种无法回答的困境。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成延感到十分尴尬和无奈，此刻的他却毫无头绪，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位记者的提问。
“我的父亲还是那位领袖的老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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