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因畏惧查处，遇事推诿、不敢作为，反而影响了政务推进。
臣请陛下徐徐图之，不必追求一蹴而就，可划定三五年的期限，分阶段、分地区清查整顿。
先严惩罪大恶极者以儆效尤，再引导官员自纠自查，最后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如此既能荡清积弊，又能保证官场稳定，不影响新政推行。”
说到这里，他话锋再转。
“另外，老臣以为，陛下的新政，或许还需补充一项关键举措：赋役革新。
万历年间推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税合并征收银两，初衷是简化税制、减轻百姓负担，可施行日久，不少地方已出现‘水土不服’之弊。
譬如江南水乡，百姓多以养蚕、捕鱼为生，手中并无多少银两，却仍需缴纳银两赋税，只能被迫低价变卖物产，反而加重了负担。
又如西北边地，白银稀缺，百姓往往要跋涉百里才能兑换银两，苦不堪言。”
“臣以为，可在清丈田亩的基础上，因地制宜调整赋役。
江南水乡可允许以丝绸、粮食抵税，西北边地可暂许以牛羊、布匹折算，待日后白银流通顺畅，再逐步统一税制。
如此既能保证国库收入，又能真正减轻百姓负担，让新政的恩惠，切实惠及每一个州县、每一户百姓。”
何宗彦的话，没有空泛的赞美，也没有尖锐的指责，而是既肯定新政的价值，又坦诚指出问题，更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进建议，尽显老臣的务实。
朱由校心中思绪翻涌。
何宗彦的话，倒是也稍稍点醒了他一些。
他此前一心想着快速推进新政，早日实现大明中兴，却忽略了“急功近利”可能带来的隐患：
百姓的承受能力、官场的适应节奏、地方的实际差异，这些都是他需要重新考量的问题。
良久，朱由校缓缓开口。
“何公所言，句句切中要害。你提出的‘暂缓辽东战事、与民休息’‘分阶段整顿吏治’‘因地制宜革新赋役’，皆是务实之策，值得细细商议。”
听着何宗彦的谏言，朱由校心中已有了清晰的判断。
何宗彦虽仍带着几分老臣的固执，对新政的“急”有顾虑，却能精准指出问题核心，更能提出“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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