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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边墙西起大同右卫，东至阳和口，全长三百余里，墙体用夯土筑成，外包青砖，高两丈五尺，顶阔一丈五尺，可容两马并行。
每隔二里筑一座墩台，墩台高三丈，台上驻有哨卒，台下可藏兵百人，遇有敌情，墩台之间可通过举烟、鸣炮传递信号。
白日举烟，黑夜点火，若遇大队敌军，再鸣炮为号，半日之内，消息便可传遍全镇。
这套边墙与墩台、壕堑结合，形成了第二道防线，与内五堡呼应，构成“内外联防”的格局。
最外围的，便是覆盖全镇的烽火通讯网。
四道九路下辖的七十座城堡，每座城堡都设有烽火台，大城堡旁设三座，小哨堡旁设一座，烽火台之间相距三里，形成密集的信号网络。
一旦蒙古部落入境，最前沿的哨堡先举火，相邻的烽火台依次传递，不到一个时辰，总兵府便可得知入侵的方向与兵力。
这套系统在成化、弘治年间运转流畅，只是到了万历后期，因边军缺饷、哨卒逃亡，不少烽火台成了空台，通讯效率大打折扣。
正因这般重要的战略地位，大同才被称为“京师之藩屏”。
可以说，大同安，则北疆安；大同乱，则京师危。
然而，这般雄关重镇，如今却隐伏着巨大的隐患。
越往大同以西，靠近陕西的方向，气候越发干旱。
自天启元年入夏以来，陕西北部、山西西部便滴雨未下，田地里的庄稼尽数枯死，河沟里的水干涸见底，百姓们吃不上饭，只能背井离乡，往相对富庶的大同方向逃来。
起初。
只是零星的流民，靠着乞讨为生。
可到了天启二年春，流民竟渐渐聚成了规模，少则数百人，多则上千人，成了“成建制”的流民群体。
他们不像寻常流民那般四散逃亡，而是盘踞在大同以西的左云县、右玉县等偏远县域，占了废弃的军堡作为聚集地。
这些流民大多是农民，也有少量逃兵、手工业者，他们虽未举起反旗，却已开始劫掠过往商旅。
大同到陕西的商道上，常有驮着粮食、布匹的商队被劫，商人们要么被抢走货物，要么被勒索“买路钱”，稍有反抗，便会被流民殴打，甚至杀害。
左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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