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说道：“杀鸡焉用牛刀。这些勋贵盘踞京师二百余年，根须早缠进太庙的砖缝里。慢慢对付，方才不会让其与文官合流。”
“毕竟，清丈北直隶土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朱由校推行清丈田亩之策，其要旨在于富国强兵。
所谓富国，乃使国库充盈，财政收入稳固如山。
明朝乃农业立国，税收之根基全系于土地。
然大明中后期以来，土地兼并、隐瞒之弊愈演愈烈。
权贵豪强广占良田，却隐匿不报，朝廷依据既有田亩数向地方摊派税赋，致使重担尽落百姓肩头，苦不堪言。
每逢天灾，田地歉收，百姓无力缴税，破产者不计其数。
或被迫将仅有的薄田贱卖给大地主，或遭豪强巧取豪夺，或背井离乡沦为乞儿，境遇凄惨至极。
朝廷非但征不到税，反要拨款赈灾，国库空虚，形成恶性循环。
此等弊端，显而易见，然解决之道，却难如登天。
只因清丈土地，实乃与大明所有权贵为敌，犹如一人对抗全世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三十余年前，张居正曾为此披荆斩棘。
他推行考成法，以土地清丈为突破口，严惩贪腐，清查舞弊，清理积欠。
他要求地方官脚踏实地，不求速成，但求实效。
然推行之难，超乎想象。
最终，清丈虽未半途而废，然成效不佳。
所丈田亩仅比弘治年间增加八十万顷，较洪武年间竟减少一百五十万顷。
究其原因，权贵与地主仍隐匿大量土地，未上报朝廷。
至天启元年，万历朝数十年积弊已如溃决之堤，倾泻而下。
放眼神州，北直隶的官道上，流民如潮水般涌动。
据朱由校估算，如今权贵们隐匿的田产，至少达百万顷之巨。
而朝廷征税，仍沿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田亩数据。
这种“田减税不减”的畸形制度，使得普通农户，往往要承担原本属于豪强地主的赋税份额。
他们辛苦劳作一年，却连赋税都交不起，生活陷入绝境。
而那些兼并土地的权贵，那些隐瞒土地的士绅，却坐拥万贯家财，逍遥法外。
他们不会拿自己的钱来交税，只会变本加厉地盘剥百姓，加速大明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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