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哥，”白良放缓语气，态度诚恳，“我们不是来硬碰硬的。我们想知道，葛家除了收租放贷，还干了哪些害人的事？有没有谁家被他逼得最惨？比如，有没有像春妮这样，差点被拉去抵债的？或者，像王家峪那样，强买强卖土地的？”
提到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春妮活生生的例子就在眼前，李表舅的戒备似乎松动了一些。他看了看默默垂泪的春妮，又看了看一脸愤慨的石根，沉默良久，才嗫嚅着说：“村西头……老何家……比咱还惨。”
他断断续续地讲起来。老何家原是村里有十几亩好田的自耕农，葛存厚看上了他家一块靠着水渠的肥地，想连成片。先是让人在老何家田里放牲口糟蹋庄稼，接着又捏造了个“拖欠水捐”的名头，把老何抓到堡里关了两天。老何性子倔，不服，结果被葛家的护院打断了腿。老何婆娘哭天抢地，最后不得已，只能以极低的价格把地“卖”给了葛家。老何腿残了，地没了，气病交加，没多久就咽了气。他婆娘带着小儿子，日子过得比佃户还苦。
“还有村南的柳寡妇……”表舅妈也忍不住补充，“长得俊，被葛家那个管家看上了，想强娶做小，柳寡妇不从，那管家就夜里带人摸进去……柳寡妇第二天就跳了井……可怜留下个六岁的丫头，现在不知道被卖到哪儿去了……”
一桩桩，一件件，血泪斑斑。白良默默地听着，记录着。这些具体而微的苦难，远比任何宏观的剥削理论更触目惊心，更能激起同仇敌忾之心。他能感觉到，石根和春妮的呼吸都变得粗重了，那是压抑不住的愤怒。
离开李表舅家时，天色已黑。白良三人借住在村里一处废弃的瓜棚里。春妮靠着土墙，低声啜泣起来，老何家和柳寡妇的遭遇，勾起了她最痛苦的回忆。石根则握着拳头，狠狠捶了一下地面：“白队长，咱什么时候动手？我第一个冲进去！”
白良没有立即回答。他望着棚外沉沉的夜色，远处卧牛堡的方向，隐约能看到几点灯火，那是葛家大院的所在，在这漆黑的乡村夜晚，如同蛰伏的野兽的眼睛。
“不急。”白良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异常冷静，“这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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