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叫什么，莹莹说没有名字。当年搬来的时候这一片还是荒地，弄堂是后来才盖起来的，住户都是贫民窟里迁过来的，没有人在乎一条弄堂叫什么名字。它不需要名字。住在这里的人不会邀请客人，他们只有彼此。
莹莹走到一扇黑漆木门前停下。门上过年时贴的福字被雨水泡褪了颜色，只剩淡淡的红印子嵌在木纹里。她把钥匙插进锁孔又停住了，转头看了贝贝一眼。那双眼睛跟贝贝刚才在茶馆里见到的又不一样了——茶馆里的莹莹是愧疚的，是小心翼翼不敢靠近的；现在的莹莹是忐忑的，像一个要把自己藏了二十多年最珍爱的东西拿出来给人看的人。
“娘可能还没睡。”她说，“她最近总是睡得很晚。以前不这样。以前一到亥时就要睡，早上卯时起来做针线。这几年我加班回去得晚，她也等着，还说煮了红豆粥温在灶上。灶早换成煤油炉了，她还管它叫灶。”
贝贝看着那扇门。门上的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底下灰黄的木头，门缝里透出极淡极淡的灯光。她忽然想起水乡阿娘等门的样子——阿娘也总说灶上有粥，无论多晚。她忽然觉得老天爷待她不薄——别人只有一个娘疼，她有两个。
“你紧张什么。”贝贝说。这话是跟莹莹讲的，也是跟自己讲的。
莹莹的嘴角动了动，终于插下钥匙推开木门。
屋里不大。进门是一张老榆木桌子，桌上的搪瓷缸里泡着半缸茶。墙上挂着一个木质相框，框里嵌着一些零散照片——有一张是年轻夫妇抱着襁褓里的莹莹，照片上的女人眉目温柔，男人器宇轩昂，笑得眼睛弯弯的。旁边的隔断架上还搁着另一只极小的银质长命锁，锁面光洁，显然是新戴不久；而那枚刻着双胞胎出生日期的银锁早已被莹莹贴身藏在外衣内袋里，微微热着。
林氏从里间走出来。
贝贝想过很多次见面的场景。在水乡的渔船上想过，在来沪上的火车上想过，在茶馆拼上玉佩的那一刻她也在想。可真正站在这间逼仄的、堆满旧物的屋子里，面对这个清瘦的、鬓边已有白发的妇人，她发现自己之前想过的那些开场白全都用不上。她不知道该叫什么——叫夫人太生分，叫娘又怕唐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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