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她问，声音比平时低了两度。
“我阿妈。”阿贝头也不抬。
“你阿妈又是谁教的？”
“不知道。她说我外婆的外婆是给苏州织造府做贡品的。”
周姨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回到自己工位上，没再说话。但从那天起，她看阿贝的眼神变了，不再是一开始的居高临下，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点警惕的审视。
第三天傍晚，兰花绣好了。
秦姐把缎子从绣架上拆下来，铺在大案上，从右往左看了一遍，又从左往右看了一遍，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看正面。最后她把缎子举到灯下，眯着眼看了很久。
“你们过来看看。”她忽然说。
四个绣娘都围了过来。孙姨凑得最近，看了两眼就啧啧出声：“这兰草跟真的似的，风一吹怕不是会动。”赵姨没说话，只是伸手轻轻摸了摸绣面，指尖从花瓣上划过的时候，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那是手艺人在揣摩同行针法时特有的表情。
马姨看了一眼，没发表意见，转身回了自己工位。
只有周姨站在原地，盯着那丛兰花看了很久很久。最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
“后生可畏。”
那是周姨在锦芳绣坊做了十几年，第一次夸一个新人。
阿贝低下头，耳朵尖悄悄地红了。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兰花交活之后，秦姐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急单交给阿贝。不是那种能放在橱窗里招揽客人的高档绣品，而是客户催得紧、利润薄、别的绣娘不愿意接的“鸡肋单”——隔壁茶楼定做的桌围、布庄老板娘要的嫁妆盖头、洋行买办太太一时兴起要的一打绣花手帕。这些东西不挑手艺，只抢时间。
阿贝来者不拒。她白天做，晚上做，有时做到后半夜，天井里的枇杷树上落了霜，她的手指冻得通红，就放在嘴边哈两口热气继续绣。秦姐半夜起来上茅房，看到小隔间的灯还亮着，隔着窗户缝看见阿贝佝偻着背趴在绣架上，外头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印花布衫子。
秦姐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早饭，阿贝碗底又多了一个荷包蛋。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半个月。阿贝渐渐适应了沪上的节奏——走路要快，吃饭要快，连说话的尾音都要收得短，不像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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