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阿贝说，“但这个月的工钱已经寄了。这二十三块是我额外攒的——晚上给隔壁成衣铺改衣服赚的。周姨，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那个黄三爷，”阿贝一字一顿，“他欠我一条命。不是我欠他。是我养父。他在病床上咳了三个月的血，黄三爷连一颗药钱都没赔。我今天看到收保护费那两个人，我认得其中一个是打我养父的打手——他腰里那根短棍，那上面的漆是我养父的血磨亮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调很平，平得像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但周老板注意到她的手指——她的右手攥着围裙的边缘，攥得指关节发白，指甲抠进布料里，发出极细微的“嘎吱”声。这种克制比崩溃更有分量。
“你想做什么？”周老板的声音放低了。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是个外地来的学徒，没根基，没靠山，连沪上话都说不利索。我去报官，衙门的人听到黄三爷三个字就把我轰出来。我去拼命，拼完我养母连送终的人都没有。”阿贝松开围裙，把手掌平摊在柜台上，掌心朝上——那上面有针扎的旧孔、有握浆划船磨出的老茧、有被绣架边角磕出的青印，“但我有一双手。这双手能绣别人绣不出的花样。周姨你说过，锦霞庄能在沪上开二十年，靠的不是交保护费，是靠手艺。黄三爷能用棍子砸店，但他砸不了手艺。”
周老板沉默了很久。铺子外面有人力车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地响，车夫的吆喝声从敞开的窗缝里挤进来，又迅速被风吹散。她伸手拿起柜台上的那卷钱，没有收起来，而是重新塞回了阿贝手里。
“钱你收好。下个月的保护费，我自己想办法。”她说，“但你说的手艺——下个月那场博览会上，你好好绣。拿了名次，你就不再是学徒了。沪上这个地方，学徒说的话没人听，名匠说的话，连衙门的人都要掂量掂量。”
阿贝低下头，把那卷钱攥在掌心里，攥得滚烫。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她把《水乡晨雾》从绣架上拆下来，铺在桌上，在烛光下一寸一寸地检查。这件作品她绣了整整两个月，用了一百多种深浅不同的蓝色丝线——从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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