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当年的暗号。他听到就会信你们。”
贝贝接过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手指有些抖。她来沪上大半年，这是第一次离真相这么近。
“何叔。”莹莹忽然开口，“您在这里扛大包，多少年了？”
何叔一愣，随即摆了摆手：“十几年了。不算什么。”
“十几年不算什么？”莹莹的声音忽然有了棱角，不是平时那种轻声细语的温柔腔调，而是一种贝贝从未听过的、压着火的质问，“您当年为了救父亲冒了那么大的险，是莫家的恩人。可这十几年，您在这闸北扛大包，一天只吃一碗光面，我们却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叫‘不算什么’？”
何叔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的嘴唇哆嗦了两下，然后把头低下去，看着自己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
“我是莫家的管家。”他说，声音很轻，“莫家倒了，我没有守住这个家。这是我的罪。老爷的冤案一天不平反，我就一天不能安生。大小姐二小姐流落在外，我这个做管家的，拿什么脸面去过好日子？”
莹莹没有说话。她走过去，把手里那个布包袱放在木箱上，解开。里面是一双布鞋，针脚细密，鞋底纳得厚厚的，鞋面上绣着两朵小小的兰花。
“这是我娘——我们母亲做的。”她说，“来的路上，我想了又想，不知道能带给您什么。您别嫌弃。”
何叔颤抖着拿起那双鞋，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然后这个在火车站扛了十几年大包、骨头硬得跟铁一样的老头，忽然抱着那双鞋，哭得像个孩子。
从何叔住处出来，天已经大亮了。弄堂里的人比来的时候更多了，卖早点的摊子支起来，豆浆的热气和油条的香味混在一起，把整条弄堂熏得热闹起来。没有人注意三个人从最里面的门洞里钻出来——三个穿着灰扑扑的年轻人，一个戴毡帽的姑娘，一个梳长辫的姑娘，一个穿灰布长衫的男人。他们看起来就像这片棚户区里随处可见的年轻夫妇和小姨子，毫不起眼。
走到弄堂口的时候，齐啸云忽然停住了脚步。
“怎么了？”贝贝问。
齐啸云没有回答。他微微侧过头，目光从帽檐下扫出去，落在街对面那个正在买早点的男人身上。那个男人穿着对襟短褂，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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