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洗脸，赶着去上工。阿贝也跟着起来，用棚屋外头接的凉水洗了把脸，然后继续出门找活。
这一天，她跑了三家绣坊。
第一家说她年纪太小，不要。第二家让她当场绣了一方帕子，老板看了点点头，但听说她没有保人，又摇了摇头。第三家在闸北，她走了将近两个时辰才找到，结果绣坊已经关门大吉了，门板上贴着招租的纸条。
傍晚时分，阿贝拖着酸痛的腿回到棚屋区。路过苏州河时，她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来歇脚，把鞋脱下来看——布鞋底已经磨得快穿了，脚底起了好几个水泡，有一个破了，袜子上洇着淡淡的血迹。
她咬咬牙，从衣角撕了块布条把脚缠上，重新穿上鞋。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阿贝把上海滩的绣坊几乎跑了个遍。有的嫌她没有保人，有的嫌她年纪小，有的让她试绣之后面露欣赏之色，但最终还是摇头——这年头生意不好做，绣坊都在裁人，哪里还会招新人。
她身上的钱一天天减少。为了省钱，她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就是一个馒头或者一碗阳春面。棚屋的通铺两角钱一晚，她连这钱都快付不起了。
第七天傍晚，阿贝从闸北一家绣坊出来时，口袋里只剩下最后一块钱了。
她站在马路边上，看着暮色里的上海滩，第一次感到了绝望。
华灯初上，法租界的霓虹灯开始闪烁，红红绿绿的光映在她脸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从她面前驶过，车里坐着穿旗袍的太太小姐们，她们的香水味顺着车窗飘出来，和阿贝身上好几天没洗澡的酸臭味混在一起。
都是一样的人，怎么命就差这么多呢？
阿贝攥紧了手里最后一块银元，攥得指节发白。
不能就这么回去。阿爹还等着药钱。阿娘还在家里眼巴巴地盼着她。
她咬紧牙关，转身朝南市走去。她记得棚屋区附近有一条街，聚集了许多小商贩，或许能找个临时工的活计，哪怕洗一天碗，也能挣几角钱。
刚走到街口，阿贝就觉得不对劲。
身后似乎有人跟着。
她在水乡长大，跟着阿爹学过不少江湖上的门道。走路的时候要留意身后的脚步声，这是阿爹教她的第一课。此刻她脚下的石板路虽然嘈杂，但她能分辨出身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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