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历六年的十月，月港的秋天没有肃杀，反倒热闹得紧。
港口里泊满了船，大明的福船、广船，南洋的暹罗船、爪哇船，还有几艘红毛番的夹板船——桅杆高得吓人，帆是横的，看着就别扭。
码头上的苦力喊着号子，把一箱箱茶叶、丝绸、瓷器搬上船，又把一捆捆香料、象牙、犀角卸下来。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海腥味，还有各国语言混杂的叫卖声。
港外五里的海面上，二十艘新下水的“镇海级”战舰一字排开，静静地泊在那里。
船身漆成青黑色，船舷两侧炮窗打开，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每舰三十二门炮，二十艘就是六百四十门——这个数字，让站在“圣卡特琳娜号”甲板上的葡萄牙远东舰队司令阿尔瓦雷斯，眼皮直跳。
“将军，”
副官卡斯特罗少校小声提醒，“大明那位靖国公的船，过来了。”
阿尔瓦雷斯转头，看见一艘装饰简朴却透着威严的双层官船缓缓驶来，船头插着大明旗帜和靖国公的认旗。
船到近前，搭上跳板，苏惟瑾一身绯色麒麟补服，出现在甲板上。
四十三岁的靖国公，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些，面皮白净，眼神温和，可阿尔瓦雷斯不敢有丝毫怠慢——这半年多的谈判，他算是领教了这位东方权臣的手段。
看着和气，骨子里硬得像铁，算计得比威尼斯商人还精。
“阿尔瓦雷斯将军，”
苏惟瑾踏上葡萄牙战舰的甲板，拱手微笑，“久等了。”
“国公阁下，”
阿尔瓦雷斯抚胸行礼，用生硬的汉语回应，“能见到您，是我的荣幸。”
两人寒暄几句，进了船舱。
舱内已经布置成签约厅，长条桌上铺着明黄绸布，摆着笔墨纸砚。
桌左坐着大明礼部、户部的官员，桌右坐着葡萄牙使团成员。
最显眼的是桌上那两份条约文本——一份用汉字誊写，一份用葡萄牙文，都厚得能当砖头。
“将军请坐。”
苏惟瑾在主位坐下，示意阿尔瓦雷斯坐对面。
谈判其实已经结束了。
从去年八月谈到今年十月，吵了十几轮，争的都是细枝末节。
核心条款早就定下：葡萄牙人可以在月港、澳门两地贸易，但需遵守大明律法，缴纳税银，且不得私售火器予“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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