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中旬。
冬日的柏林，阴冷潮湿，铅灰色的天空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对于约翰·拉贝来说，这种压抑不仅来自天气，更源于他自身的处境。
自1938年从金陵返回后，这位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曾经的金陵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就仿佛从英雄变成了麻烦。
他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疲惫的身心，还有详实记录鬼子在金陵暴行的日记、照片和胶片。
他天真地以为，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就能唤起国际社会的良知，制止暴行。
然而，他错了。
盖世太保找上了门。审讯、警告、威胁接踵而至。
他被严厉禁止再公开谈论“金陵事件”，所有辛苦保存下来的证据材料被强行没收。
他在西门子的工作虽然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多年的服务和公司高层的某种庇护，但他已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他就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被困在笼子里，内心充满了无力、愤懑和对东方那些他曾尽力庇护的人们深深的担忧。
这天下午，拉贝正在西门子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处理枯燥的文件，内心却思绪万千。桌上的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拿起听筒，一个冰冷而公式化的声音传来：“是约翰·拉贝先生吗？这里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威廉·凯特尔元帅要见你。请立即到本德勒大街的统帅部大楼来。”
拉贝的心猛地一沉。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小胡子最亲信的将领之一？这样的大人物，为何要见他这样一个已被边缘化的商人？
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是盖世太保又找到了什么新罪证？还是因为自己私下里对朋友偶尔流露出的对纳粹政策的不满被揭发了？那也不应该是凯尔特元帅见自己啊？
他不敢怠慢，整理了一下衣着，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前往。
经过层层严格的盘查和通报，拉贝被一名面无表情的副官引领着，穿过长长的、铺着厚地毯的走廊，最终来到一扇厚重的橡木大门前。
副官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
门被推开，一间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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