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生物进化原理的优化方法。我们做了简化，用手工计算迭代了三十多轮，找到了相对最优解。如果有计算机的话……”
“等等，”冯·布劳恩打断他，转向沈舟，“沈先生，您从哪里学到这些？遗传算法、轨道力学、多级火箭设计……这些都是最前沿的理论，即使在德国，也只有极少数人在研究。而您看起来还这么年轻。”
沈舟微微一笑，这个问题他早有准备。
“我的老师是一位隐居的学者，他在欧洲和美国都学习工作过，1937年回国后一直致力于理论研究。可惜战争爆发后，他忧愤成疾，去年去世了。临终前，他把一生的研究手稿交给了我，嘱咐我一定要让这些知识为国家服务。”
这个解释天衣无缝。三十年代确实有一批中国科学家留学欧美，其中不乏天才人物。战乱中有人隐居乡间、潜心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您老师的名字是？”冯·布劳恩追问。
“他嘱咐我不要透露。”沈舟遗憾地摇头，“他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希望年轻人创造新的未来。博士，重要的不是知识从哪里来，而是我们用它来做什么。”
冯·布劳恩沉默了片刻，点点头。他走到绘图桌前，仔细研究“长征一号”的设计图。
“三级结构……第一级用四台发动机并联，这个思路很新颖。但振动控制和推进剂供应会是大问题。V-2的单台发动机在满功率时就会产生强烈的振动，四台并联……”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了特别设计。”富学林翻开另一本笔记，里面是复杂的结构力学分析，“看，发动机架采用柔性连接，配合液压阻尼器。推进剂管路采用对称布局，减少脉动。这些方案都在理论上验证过，但需要实际测试。”
三个人在图纸和黑板前讨论起来，时而激烈争论，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在草稿纸上快速计算。从发动机推力室的最佳扩张比，到陀螺仪在失重环境下的漂移修正，从耐高温材料的选择，到太阳能电池板的初步构想……
冯·布劳恩完全沉浸在这种纯粹的学术讨论中。在德国，每次技术会议都充斥着“元首要求”“战争需要”“尽快实战部署”的压力。而在这里，讨论的核心始终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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