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一个命题提出来，用来对付名家和墨家的理论了。
荀况这样说道：“‘名’是用来指称‘实’的，上明贵贱，下辨同异。”意思是，名的作用对上是伦理的，对下是逻辑的。他认为，世间万物数不胜数，不能一一列举，所以统称为“物”，这就是“大共名”。大共名之下，还有小共名，如果要列举一部分事物，那就要用到“别名”，比如鸟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别名。大别名之下还有小别名，小别名下还有更小的别名，直到不能再分为止。
荀况还认识到，一切名都是人造的，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个名而不是用别的名，其实并无道理可讲。比如说，狗这种动物，如果当初不叫它狗，而叫它猫，那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名已经约定俗成地用于某一种事物，那就很难更改了，所以狗是狗，猫是猫，不能混淆。
以上述理论为基础，荀况对名家和墨家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公孙龙之流的“白马非马”命题，实际上是用名称来扰乱事物，只要追本溯源，验证一下人们对名称的共同约定，把白马和马这两种别名的概念厘清，就没有什么好迷惑的了。至于杀盗贼并不是杀人，不过是用名称来扰乱名称，那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有这种名称的原因，然后观察一下在现实生活中，哪一种道理行得通，问题也就解决了。
荀况还借题发挥说，之所以出现这些混乱，是由于当今天下没有“圣王”，人心无所维系。如果有了圣王，他就会用政治权威统一思想，引导人们走向正道，那就没有争辩的必要了。这自然是在贩卖他的儒家学说，但是不可否认，这也代表了生活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的人们对于结束战乱的渴望。
先秦儒家的三位重量级人物，前面已经介绍过两位，即孔丘和孟轲，荀况是第三位。
有意思的是，虽然同为儒家，荀况的思想几乎和孟轲针锋相对——孟轲最有名的观点是“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只要加以充分发挥，就会形成仁、义、礼、智四端；而荀况则持“性恶论”，认为人的天性就是恶，必须依靠智慧和后天的学习，才能使人向善。
由此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人性本恶，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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