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城市，他生活了十五年，已经习惯了这里的节奏，这里的氛围。
但这里终究不是家。
他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看那些老式的望远镜。
父亲说：“航宇啊，咱们国家的科学技术，落后发达国家几十年。你们这一代，要赶上去。”
父亲是大学物理教授，1976年去世了，没看到他出国留学，没看到他拿到博士学位。
如果父亲还在，会希望他回国吗？
会的！一定会！
陈航宇掏出钱包，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和父亲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合影，那时候他十岁，父亲还很年轻。
照片背面，是父亲的字迹：科学报国，此志不渝。
八个字，力透纸背。
陈航宇眼眶发热。
他收起照片，拿起那张名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向吧台的电话。
拨通了那个国际长途号码。
“喂，是林默先生吗？我是陈航宇。”
几乎同一时间，M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电子工程系的一间实验室里，一对华人兄弟正在激烈争论。
哥哥陈致远，三十八岁，斯坦福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飞行控制系统。弟弟陈致宁，三十五岁，同系的研究员，研究方向是航空电子系统。
两人面前，摆着同一份材料——红星厂通过沃尔顿公司转交的邀请函。
“哥，我觉得这是个机会。”陈致宁指着材料，“你看看，他们给的待遇多好！年薪十万美金，安家费二十万，科研经费上不封顶。而且……是回国，是给咱们自己的国家做事！”
陈致远摇头：“致宁，你太天真了。国内什么条件，你不清楚吗？”
“我在清华读过书，我知道。设备落后，经费紧张，官僚主义严重，你回去，不是搞科研，是天天写报告，跑审批，应付检查！”
“那是以前！”陈致宁争辩，“这个红星厂不一样。”
“你看他们的介绍，两年时间从濒临倒闭做到年利润十几亿，投入五亿搞三代机预研，这样的企业，会是官僚主义吗？”
“企业再有钱，能改变大环境吗？”陈致远冷笑。“国内现在什么情况？刚刚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科研体制僵化，人才评价扭曲。你回去，可能连一台像样的计算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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