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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久违的归属感，让她怔了怔。
以前她也在类似的专业群里。
那时她在巴黎，还在念书，白天上课、晚上实习，偶尔也和学姐学长们一起讨论翻译的腔调和句法。
后来，一切都断了。
现在，那些断掉的线又慢慢接上。
她开始每天都上线看看。
有人讨论术语，她翻出旧的笔记。
有人提到法律文件的表达习惯，她甚至还能从记忆里拎出当年的参考法条。
没人催她，可她总是认真查资料、回消息。
Cécile 在群里笑说：“Noelle 是我们这群里最靠谱的人。”
顾朝暄只回了个“谢谢”，但那一晚，她难得地笑得很久。
那天夜里，巴黎的凌晨一点，江渚的清晨七点。
Cécile 的头像一亮，她发来一句法语：
“Je n’en peux plus. Je veux changer.”
（我真的受够了，我想换工作。）
顾朝暄盯着那行字看了半晌，才打字问：“为什么？”
那头很快回了消息。
“公司重组。新主管什么都不懂，天天开会讲预算、回款、KPI。”
几条短句之后，是一张模糊的照片。
咖啡杯旁堆着一叠合同，荧光笔的记号挤在一起。
Cécile 说她最近几乎天天加班。
“我一个学法律的，现在连报价单都得自己改格式。客户要三个版本的延期条款，翻译部门还在吵‘先付款’该怎么表达得更礼貌。”
她发来一个叹气的表情，“我快疯了。”
顾朝暄看着屏幕，心里有些涩。
她还记得当年的 Cécile，走路带风，穿深灰风衣，手边永远有一叠打印的判例笔记。
那时候的她，讲起《民法典》条文，神情笃定得像光。
而现在，她的句子里都是疲倦。
“那你打算怎么办？”顾朝暄问。
Cécile 回了一长段。
“最近认识几个在科技公司工作的朋友，他们做语言数据库、自动比对合同条款。不是那种笨的机器翻译，而是用程序去识别重复的表达、常见的逻辑错误。”
“我觉得挺有意思。也许可以让人少做一点重复劳动。”
她顿了顿，又加上一句：“你知道吗？我发现我们在事务所做的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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