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
甚至有人自发地跑回家，捧来了自家用了几十年的旧账本、缝补衣物的针线盒，高高举起，喊着：“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功名牌！”
那一日，我当众用石锤的尖角，在那片空白处，亲手凿去了那一行虚伪的墨迹。
风波平息三日后，长安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入夜，守心分院的值守弟子匆匆来报，说凌晨四更天，竟有一个人冒着瓢泼大雨，长跪在功德碑前。
等我与萧凛赶到时，被眼前的一幕深深震撼。
雨幕如织，一个瘦弱的哑女全身湿透，跪在泥水之中，怀里却用油纸紧紧抱着一样东西。
她见我们来了，急忙将那油纸包打开，露出一截干净的布条。
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夫，赵大柱，守城南焚疫所，四十日未归，咳血三升，未曾离岗。求，刻名。”
她不会说话，只能用冻得发紫的手，指了指布条上的字，又指了指石碑，眼中满是哀求。
随即，她竟在泥水里，用手指一笔一划地临摹着碑上的字体，仿佛在用生命描绘丈夫的名字。
消息传回王府时，萧凛已然披上了铠甲，眉宇间是摄政王的雷霆之怒，他要去揪出所有失职的官员。
我却伸手，拦住了他。
“萧凛，”我轻声说，“今晚，没有王爷，只有两个想去写字的人。”
他看着我，眼中的杀气缓缓褪去，化为一片深沉的温柔。
我换下华服，穿上最朴素的粗布裙，撑着一把油纸伞，与他一同走入那片冰冷的雨夜。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亲自接过弟子递来的凿子，在那座碑的背面，找到一处空白。
那一夜，雨水冲刷着新落的石屑，也仿佛洗亮了整座城的记忆。
萧凛为我撑着伞，巨大的伞盖隔绝了漫天风雨，只留下我们二人和那清脆的、充满力量的“叮当”声。
“赵大柱，守焚疫所四十日，忠勇无双。”
我刻下的每一个字，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北境铁骑营中，一名校尉正借着微弱的烛火，将一份从京城快马传来的拓片，一字一句地抄写在自己的铠甲内衬上。
那拓片上的内容，正是这页不断增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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