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场诉讼、收买的每一个证人，底单都在这里。”薛紫英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一份跟自己无关的文件，“还有苏砚父亲当年的破产案。赵知行收了对方资本集团三百二十万，安排人销毁了关键审计报告。这是汇款凭证的复印件。”
陆时衍接过档案袋，拆开封口，抽出最上面那张纸。
那是一张银行转账单。日期是十年前的九月十七日，金额三百二十万整，付款方是“衡石资本”，收款方是一个他认识的名字——赵知行的远房表弟，一个在乡下养鸡的农民，连律所在哪条街都不知道。
陆时衍放下纸，手指在腿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一个律师在衡量证据分量时才有的动作。证据链完整。时间、金额、经手人，每一项都能对上。当年苏砚父亲破产案的卷宗他在图书馆翻过整整四个月，差的就是这张纸。这张纸，足够把赵知行送进监狱。前提是——薛紫英没有撤回去。
“你想要什么？”陆时衍说。声音很冷静，比他自己预想的还冷静。就像开庭前问“证人，你的证言是否自愿”一样。
薛紫英低下头，把指间那根没点的烟折成两截，折断的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脆。她盯着断成两截的烟丝，开口的语调比刚才多了几分沙哑。
“当年跟你退婚，是赵知行的意思。”她说，“他说你太正直了，这辈子不会有出息，让我找一个能帮他打通资本关系的人。我听了他的话，嫁给了一个地产商的儿子，三年后离了。离婚那天我去找赵知行，他正在跟衡石资本的人吃饭。桌上摆着一瓶茅台，一盘鲍鱼，还有一份苏氏重组的方案。那份方案，是他替衡石资本写的。”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见过太多人在他面前忏悔——委托人、证人、对手律师，每一个都说“我当初是被逼的”。可薛紫英刚才说的这番话从头到尾没有用一个“逼”字。她不为自己开脱，只是在说事实。
这种说话方式，比任何忏悔都更让人心头发沉。
“你现在做这些，可能会坐牢。”陆时衍说。
“我知道。”薛紫英把手里断掉的烟一点点捻碎，碎末掉进烟灰缸里，“但我更知道一件事。明天苏砚要是输了，她不只是输掉公司，她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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