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了一下。城市的灯光透过那层薄薄的纱，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
“我怕来不及。”他终于说。
“来不及什么？”
“来不及证明他错了。”
他没有说“他”是谁，苏砚也没有问。他们都知道。那个在法学院课堂上说“法律是穷人的武器”的人。那个在毕业典礼上拍着他肩膀说“别给法大人丢脸”的人。那个在十年前签署了销毁证据文件的人。
“我进法学院的第一天，”陆时衍说，“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一个农民，因为一亩三分地被开发商强占了，打了三年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法院，从市法院打到省高院。所有人都说他打不赢。他没有钱请律师，自己买了一本《民事诉讼法》，一个字一个字地啃。开庭的时候，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法庭上，把法条一条一条背出来。法官问他，你为什么要自己打官司。他说——”
陆时衍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说，因为我相信法律。”
苏砚看着他。
“后来呢？”
“后来他赢了。开发商赔了他三万块。三万块，三年。算下来一个月八百块，还不够请律师的钱。他从法院出来，站在门口，对着那块牌匾鞠了一躬。我导师讲完这个案例，在讲台上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同学们，这就是法律的意义。”
陆时衍的手指慢慢收紧，指节泛白。
“我那时候十八岁，坐在阶梯教室第三排，听得热血沸腾。我觉得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考进了法学院。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站在法庭上，替那些请不起律师的人说话，替那些背不出法条的人说话，替那些站在法院门口对着牌匾鞠躬的人说话。”
“后来我知道了真相。那个农民的故事，是他编的。没有那个案子，没有那个农民，没有那三万块。他只是需要一个能让十八岁的学生热血沸腾的故事。他讲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讲了几十年，讲了几百遍，讲到他自己可能都信了。”
他松开了手。
“我怕的是，他讲的那个故事，其实是真的。不是事实上的真，是别的地方的真。是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真的有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农民，站在法庭上背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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