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见两个羊角辫，一左一右，用红皮筋扎着。红皮筋在阳光里亮得像两颗小小的山楂。她的鞋是白色的，系着鞋带，结打在左边。她母亲蹲在旁边，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上还沾着系鞋带时从鞋面上蹭到的灰。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一长一短，叠在一起，像一棵被砍断了的树的横截面。
“你母亲——”周牧之的声音忽然哑了，像一把二胡的弦被人猛地松了一扣，“她现在还好吗？”
“走了。五年前，肝癌。”苏砚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和她刚才说“白水就好”一模一样。“走之前那几天，她忽然让我给她做一碗红烧肉。我做了。她吃了三块。吃完之后，她靠在床头，闭着眼睛，很久没说话。我以为她睡着了。后来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肉偏甜了。你爸烧的，不放糖。’”
苏砚把白瓷杯端起来，把杯子里剩下的水一口喝干。温水从喉咙里淌下去，没有味道。她放下杯子，杯底和桌面碰出轻轻的一声响。“周先生，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问您为什么在案卷上签名。不是为了问您拿了多少钱。也不是为了听您说‘那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这些答案，我这些年自己都找到了。我今天来，就是想看一看——”
她抬起眼睛，看着周牧之。“看一看在案卷上签名的这个人，现在每天早晨推开窗户，看见的风景是什么样的。种的花是什么样的。写的字是什么样的。喝的水，是什么味道的。”
周牧之的手指松开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已经长了老人斑，浅褐色的，零零星星的几颗，像宣纸上的墨点不小心溅到了手上。这双手写过很多字。起诉状，代理词，判决书，仲裁申请，破产案卷宗。也签过很多名。每一个签名都落得很稳，周牧之三个字，一笔一划，从不连笔，从不潦草。他一直觉得，一个人的签名就是他的骨头。骨头正，签名就正；骨头软，签名就软。现在他看着自己这双手，忽然想不起来，自己的骨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软的。不是1997年。更早。早到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也许是第一次在饭局上端起那杯被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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