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的时候来，实习的时候来，工作以后来。每回来都拎着东西——茶叶、水果、导师爱吃的城东那家酱肘子。导师开门的时候总是笑，说时衍啊，来就来，拿什么东西。然后接过东西，让他换鞋。鞋柜里有一双专门给他备的拖鞋，深蓝色的，放在第二层最左边。那双拖鞋他在导师家穿了十年。十年里，鞋底磨薄了一层，鞋面洗得发白，但一直在那个位置。
今晚他没有上楼。他把车停在楼下的梧桐树底下，熄了火，摇下车窗。梧桐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在夜风里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很多人在远处同时翻书。他抬头看着十七楼那扇窗。灯亮着。导师还没睡。
他知道导师为什么没睡。不是因为忙，是因为睡不着。人做了亏心事，夜里关了灯，那些事就会从黑暗里浮出来。一件一件，排着队，等着被想起。导师躺在黑暗里，眼睛睁着，看见的是十年前的苏父，是那张债权转让书，是四百万买下四千七百万债权时签字的那支笔。笔尖落在纸上，墨水洇开，像一滴血落进水里。
陆时衍在车里坐了四十分钟。其间导师的窗户亮了又暗，暗了又亮。大概是起夜，大概是喝水，大概是站在窗前抽烟。烟头的那一点红光在十七楼的窗口明明灭灭，像一颗很远很远的星星发出的信号。信号的内容，陆时衍读不懂。也许是在说后悔，也许是在说活该。也许什么都没说，只是一根烟在燃烧自己。
他把车开走的时候，梧桐树落下一片叶子，正好落在挡风玻璃上。雨刮器没开，叶子就贴在那里，跟着车走了一条街，才被风吹掉。
第二天上午，陆时衍去了律所。
他现在的律所不大，开在城西一栋老写字楼的九层。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门要自己拉开，里面的镜子被人用钥匙划了一道，从左上角斜到右下角，把人的脸切成两半。他每天上班，电梯门一开，先看见自己被切成两半的脸。看久了，他习惯了。人的脸本来就是两半的。一半给人看，一半给自己看。给人看的那半笑着，给自己看的那半什么样，只有自己知道。
办公室的门开着。薛紫英坐在里面。
她坐在会客的沙发上，膝盖上放着一个档案袋。档案袋是牛皮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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