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酒，说了很多话——关于恒远案，关于魏明远，关于他自己。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在恒远案里选择了沉默。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见苏恒远站在他面前，问他‘为什么’。”
陆时衍看着桌上的信封，没有伸手去拿。
“他为什么不自己站出来？”他问，“如果后悔，如果愧疚，为什么不主动说出真相？”
“因为他害怕。”薛紫英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愿意被听见的秘密，“他害怕失去一切——名誉、地位、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时衍。他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正义和良知的道理，但他自己做不到。”
“所以他把真相写在一封信里，寄给你，让你替他做决定。”陆时衍的语气里有一丝讽刺，“这倒是很符合他的风格——永远不直接面对问题，永远让别人替他承担后果。”
薛紫英没有反驳。
陆时衍终于拿起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他没有当场打开，而是放进了公文包的内层。
“谢谢。”他说。
薛紫英看着他这个动作，眼眶突然红了。
“时衍，我真的很抱歉。”她的声音有些哽咽，“三年前离开的时候，我说那些话伤害了你。我说你太理想主义，说这个行业不需要理想主义——但事实上，是我自己放弃了理想主义，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只关心利益的人。我看到你还在坚持，我觉得刺眼，所以我想让你也变得和我一样。”
“你没有让我变得和你一样。”陆时衍说。
“我知道。”薛紫英低下头，手指紧紧地攥着酒杯，“你比我强。你比我强太多了。”
居酒屋里安静了几秒。厨师在炭炉上翻动着串烧，油脂滴在炭火上发出“滋滋”的声响。旁边的桌位上，几个上班族举着啤酒杯在高声谈笑，说的是某个同事在项目中出了纰漏被客户投诉的事。
“紫英。”陆时衍的声音放柔了一些，“你回来之后，一直在帮周老师做事？”
薛紫英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然后点头。
“他让我帮他处理一些文件。”她说，“主要是恒远案相关的材料——他当年保留的那些。他想把这些材料整理好，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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