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她调出公司内部网络的实时监控系统，这是她自己写的，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系统里记录着每一个设备在公司网络内的所有行为——不仅是登录了什么、下载了什么，还包括它们向外发送了什么数据包、发给了谁、发了多少。
她输入孙嘉怡的设备编号，按下搜索。
结果出来的时候，她的手指停住了。
今天上午九点零三分，孙嘉怡的设备向外发送了一个加密数据包。数据包的大小是2.3兆，和目标文件完全一致。数据包的目的地是一个境外IP地址，经过三层跳转，最终指向——
苏砚追踪到最后，看到那个IP的归属地时，她笑了。
不是高兴的笑。是一种很冷的、像是冬天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的笑。
那个IP地址的最终归属地，和赵鹤鸣海外账户的资金流向，指向同一个地方。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陆律师，”她说，“内鬼找到了。是我的产品总监，孙嘉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打算怎么办？”陆时衍问。
“不怎么办。”苏砚的声音很平静，“让她继续传。我挂上去的方案是假的，让她传假的。真的方案，我放在另一个地方。”
“你不心疼？”
“心疼什么？”
“四年的人。”
苏砚沉默了几秒。
“心疼。”她说，“但心疼解决不了问题。”
她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天空。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也许是因为今天的风大，把雾霾都吹走了。也许是因为她的眼睛出了问题——看什么都觉得不真实。
她低下头，看着电脑屏幕上孙嘉怡的照片。照片是去年的年会拍的，孙嘉怡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站在舞台上，手里拿着“年度最佳产品奖”的奖杯，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苏砚看了那张照片很久。
然后她关掉了屏幕，站起来，走到窗前。
远处，科技园的工地上，新的楼又在盖了。塔吊的吊臂在风中缓缓转动，像一只巨大的手，在天空里画着看不见的圆。
她把手按在玻璃上。玻璃很凉，凉得她的指尖微微发麻。
“孙嘉怡，”她轻声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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