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高不低，语气里没有任何质问的成分：“嘉怡，你跟了我多久了？”
孙嘉怡的目光终于停在她脸上。
“四年零三个月。”她说。声音有些哑，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四年零三个月。”苏砚重复了一遍，“这四年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
“没有。”孙嘉怡的声音更低了。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嗡嗡的，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
孙嘉怡低着头，沉默了很久。久到苏砚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然后她抬起头，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苏总，”她说，“你知道我家里的事吗？”
苏砚没有说话。
“我爸在我十二岁那年下岗了。他在工厂干了二十年，说不要就不要了。下岗之后他找了很多工作，保安、搬运工、清洁工，什么都干过。我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他扛着。他从来不跟我们说苦，但我看到过——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坐在阳台上抽烟，抽了一整包，天亮的时候，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后来他得了肺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医生说化疗要三十万，我们拿不出来。我那时候刚毕业，工资一个月五千块，房租就要两千。我到处借钱，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只凑了八万。”
她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是去年三月走的。走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嘉怡，爸爸对不起你，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
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她没有擦，就那么让它流着。
“苏总，我去年十月在医院的体检报告上，看到了和他一样的指标。”
苏砚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我有百分之六十的概率，在五年之内得和他一样的病。”孙嘉怡的声音依然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做一份工作汇报，“治疗费用，一百万起步。我没有一百万。我的存款只有二十万，加上公积金和保险，最多能撑到五十万。剩下的一半，我不知道从哪里来。”
她看着苏砚。
“三个月前，有人找到我。他说，只要我帮他做一件事，他就给我三百万。三百万。够我看病，够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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