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苏家那边——”
“苏家？苏家那个老头儿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你还怕他？他那些专利，本来就是从我们这边偷的。拿回去，天经地义。”
录音到这里就断了。
苏砚把耳机摘下来，放在枕头上。
病房里很安静。输液架上的吊瓶已经换了一袋新的，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掉，不急不慢的。窗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外头的路灯光透过水汽照进来，变成了一圈一圈的昏黄。
她发现自己的手在抖。
不是冷，也不是疼。是那种——藏在骨头里头很多年的、以为已经死了的、突然被人挖出来的东西，在抖。
她父亲的公司，当年不是经营不善破产的。
是被偷的。
那些专利，那些她父亲没日没夜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做出来的技术，是被人设计抢走的。而那个签字拿了三百万的人，是她父亲最信任的财务总监。她小时候叫过“赵叔叔”的人。
苏砚闭上眼睛。
她想起父亲破产之后的那段日子。房子没了，车没了，存款冻结了。母亲受不了，在她十五岁那年改嫁走了，嫁给了一个做外贸的商人，走的时候连头都没回。她记得那天站在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嗒嗒嗒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她父亲从那天起就变了。不是疯了，也不是傻了，是——缩了。像一只被踩碎了壳的蜗牛，把自己缩成一团，缩在最暗的角落里，再也不出来了。
苏砚那时候不懂。她觉得父亲软弱，觉得他不应该把自己关起来，觉得他应该站起来、走出去、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
后来她长大了，自己创业了，被人坑过、骗过、背叛过，她才明白——被最信任的人捅一刀，是什么滋味。
她拿起手机，给林可发了一条消息：“赵德明的地址查到了吗？”
林可秒回：“查到了。南方，一个叫清远的小城市。开了个小会计事务所。需要我去找他吗？”
“不用。你把地址发给我。”
“苏总，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发给我。”
三秒后，地址发过来了。苏砚看了一眼，把手机放下。
她转头看着窗外。天还是黑的，但黑得不那么彻底了。东边的天际有一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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