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习惯主动倾诉的人。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交流都是她在问，他在答，偶尔掺杂一些他习惯性的回避和她说穿之后的短暂尴尬。
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苏砚下意识地坐直了一些，甚至连肩膀上的伤口都没顾上。
“说吧。”
陆时衍把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目光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直视苏砚的眼睛。
“我爸，是被冤案毁掉的。”
这句话轻飘飘地落在病房的空气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苏砚的胸口。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陆时衍，等待他继续。
“不是经济案。是刑案。我当时刚上高中，他被带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来得及交代。我妈到处求人，找了很多律师，最后只有一个年轻律师愿意接。那个律师尽心尽力打了两年，最后还是输了。我爸在牢里待了五年，出来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不到一年就走了。”
陆时衍的语气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陈述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法律案例。
“后来我查过那个案子的卷宗。证据链有明显漏洞，证人证言前后矛盾。翻案的可能性在当时是存在的，但如果要翻，就得牵扯到当年决定起诉的那批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已经定罪的人去冒这个险。”
他顿了顿。
“所以我就去学了法。”
苏砚整个上半身都侧了过来，肩膀的伤口被牵扯到，她疼得吸了一口气又压下去。她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没有说“都过去了”，也没有说“我理解你的感受”——因为她太清楚这种痛苦不是任何空话能抚平的。
她只是伸出手。
那只没受伤的、常年敲键盘磨出薄茧的、刚才扎头发都笨手笨脚的手。
她把手放在陆时衍的膝盖上，很轻，像落了一片叶子。
陆时衍低头看了看她的手，然后把自己的手覆了上去。
窗外天光大亮。城市的车流声从遥远的地面传来，像是某种永不停歇的轰鸣。而在这间安静的病房里，两个人互相交换了各自生命中最沉重的一块碎片，没有哭，没有煽情，只是交换了。
像是两份并排放置的证据，终于找到了彼此。
过了很久，苏砚说了一句话。
“陆时衍，等这些事完了，我陪你去重新调你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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