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凌晨拉客的出租车司机特有的那种审视——这个点在CBD附近打车的，不是加班加到快猝死的，就是刚从某个不该去的地方出来的。陆时衍穿着灰色卫衣、眼睛下面挂着两个黑眼圈的样子，显然属于前者。
车子穿过大半个城市，从灯火通明的CBD开进了老城区。路越来越窄，楼越来越矮，最后停在一栋六层老式居民楼前面。楼的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楼道口的铁门锈迹斑斑，门上的对讲机坏了大半年，一直没人修。
陆时衍下了车，在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两罐啤酒和一袋花生米。便利店的夜班店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耳机在看短视频，找零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拎着啤酒上了四楼，敲响了左手边那扇门。
门开了，里面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睡衣，头发花白，脸上沟壑纵横，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是藏在皱纹里的两颗钉子。他看了陆时衍一眼，又看了看他手里的啤酒，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就这个？你来见你师父就带这个？”
“超市这个点只有这些。”陆时衍把啤酒举了举，“要不我回去拿瓶茅台？”
“算了。”男人侧身让他进来，“茅台你也不舍得买真的。”
陆时衍进了屋。这间屋子和他三年前离开时几乎一模一样——满墙的法律书籍，茶几上永远摆着半杯浓茶，窗台上那盆君子兰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唯一的区别是茶几上多了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他和一个穿学士服的年轻人的合影。那个年轻人是他，年轻得不像话，眼神里还带着一种被称之为“理想”的东西，亮得刺眼。
“坐。”男人指了指沙发，自己在对面坐下来，拿起茶几上那半杯浓茶喝了一口，然后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吐出一个浑圆的烟圈。
这个人叫贺铭远。
陆时衍的法学导师。业内公认的“商事诉讼教父”。也是明天下午听证会上，他要亲手送进去的人。
师徒俩隔着一张茶几对坐，中间摆着两罐啤酒和一袋花生米，头顶上是一盏瓦数不高的日光灯，发出细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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