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庭作证的前一天晚上，她突然跑到医院来，站在病房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表情像是来做最后告白的死刑犯。
“苏总，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
苏砚当时刚换完药，左肩包着纱布，只能歪着靠在床上。她打量着门口这个女人——薛紫英穿着一件素净的米色风衣，头发随意扎着，脸上没化妆，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她长得不算惊艳，但五官周正耐看，身上有种书卷气，是那种让人第一眼就觉得“这人应该是个好学生”的类型。
“进来吧。”苏砚说。
薛紫英走进来，把水果放到床头柜上，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像是来面试的应届生。
“我来跟您道个歉。”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之前因为我的原因，给您和陆时衍添了很多麻烦。我不指望您能原谅我，但我觉得应该当面说清楚。”
苏砚看着她，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大多数人道歉的时候都会本能地替自己辩解，会用各种“但是”来稀释责任的分量。但薛紫英没有，她就那么直直地坐着，把话说完，然后安静地等待审判。
“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苏砚问。
薛紫英摇了摇头。
“因为我调查过你。”苏砚说，语气不咸不淡，“你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在陆时衍的律所干了三年，业绩全所前三。后来你跟导师那家律所签了约，走的时候带走了陆时衍三个重要客户。圈子里所有人都骂你白眼狼，但我查到一件事——你妈那时候刚查出来尿毒症，每周透析三次，而你跳槽拿的那笔签字费，刚好够你妈换肾的手术费。”
薛紫英的脸色白了一瞬，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
苏砚继续说：“我没有替你洗白的意思。背叛就是背叛，不管有多正当的理由，被背叛的人受到的伤害都不会少一分。但我想说的是，我见过太多拿‘身不由己’当借口的人，他们做坏事做得心安理得，从来不会愧疚。你不一样。”
她指了指薛紫英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双骨节分明的手正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你在怕什么？你妈的手术已经做完了，恢复得很好，导师也进去了，没人能再拿她威胁你。你还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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