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旁人看来，她们应该是情敌，至少是“前情敌”。但自从那个夜晚在医院里聊过之后，她们之间反而生出了某种奇怪的默契，像两块曾经互相碰撞过的磁铁，翻了个面之后忽然吸在了一起。
“薛律师，”小乔又开口了，语气忽然变得有点犹豫，“下午约的那个当事人，您真要亲自去吗？我听说他住的那片区域治安不太好，要不我陪您一起？”
“不用。”薛紫英摇了摇头，“你在所里等着就行，有急事我会打电话。”
小乔“哦”了一声，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转身回了办公室。
薛紫英继续看着雨。
下午这个当事人是她主动找上门的。准确地说，是她在翻看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的旧档案时发现的。案子本身不大——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姓赵，在本地一家华人开的食品加工厂干了七年，去年查出尘肺早期，老板二话不说把他开除了，一分钱赔偿没有。
老赵不会英语，不懂加拿大的劳工法，连法律援助中心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去年冬天他在唐人街的一家超市门口蹲了三天，见着华人面孔就问“你认识律师吗”，问到第四天，被超市保安赶走了。
薛紫英在档案里看到这段记录的时候，对着那几行字发了好一会儿呆。
她把老赵的资料调出来反复看了三遍，然后跟小乔说：“帮我约这个人，就说我们不收钱。”
小乔当时愣了一下，“薛律师，我们所还没接过这种案子，而且这种案子打下来少说也得半年，费用——”
“费用我来垫。”薛紫英打断她，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中午吃什么。
小乔张了张嘴，大概是想起之前闲聊时听薛紫英提过，这位新老板来多伦多之前在跨国大律所干过合伙人，赚的钱足够她在多伦多市中心买套公寓。于是小乔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乖乖去约人了。
薛紫英其实算过这笔账。给老赵打这个官司，至少要投入半年的时间，期间能接的商业案件会少一半，律所的收入会很难看。但她想起自己在飞机上跟苏砚说的那句话——“多做点好事，少做点亏心事”。话说出去了，总不能只当口号喊。
老赵的住处离市中心很远，薛紫英倒了三趟地铁又换了一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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