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苏砚没有再睡。她去厨房烧了一壶水，从柜子里翻出一罐速溶咖啡，舀了两勺倒进杯子里。咖啡粉受潮了，结成一坨一坨的小疙瘩，搅了半天也没完全化开。她端着杯底还有渣的咖啡坐到沙发上，把平板上的PDF重新翻了一遍。
翻到最后一页，她的手指停在父亲那张旧照片上。
记忆忽然被拉回很远的地方——小时候住的那套老房子，客厅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父亲和十几个员工的合影。公司刚起步的时候拍的，背景是一间租来的仓库改装成的办公室。父亲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半边身子，只露出一个瘦削的肩膀和一张笑得很张扬的脸。
后来破产了，相框被收废品的连同旧报纸一起论斤卖了。
苏砚记得那天晚上，她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四周的家具都被搬光了，只剩下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还在亮。那盏灯因为太旧了，每隔几秒就闪一下，整个房间像是在拼命眨眼。
她妈说了一句话：“你爸这辈子，就是太相信别人了。”
十三岁的苏砚蹲在墙角，把这句话写进了数学笔记本的扉页。第二天她去学校，同桌问她借橡皮，她犹豫了整整三秒钟才递过去。
递过去之后，她把橡皮放在桌上两人正中间的位置，全程盯着，直到同桌用完放回来。
这种习惯她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昨晚在地下车库里，陆时衍把那个八块五的三明治递进车窗，她拆开包装就吃了，没检查，没犹豫，没计算这份食物里有多少真心的成分和多少陷阱的成分。
她吃完了整个三明治，还觉得不够。
想到这里，苏砚把最后一口带渣的咖啡喝干净，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洗到发白的旧T恤，眼睛下面两团青黑，但眼神比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时明亮了不止一个色度。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变了。”
然后自己回答：“我知道。”
下午两点整，陆时衍准时出现在苏砚办公室门口。他换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到第二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系着白棉绳。苏砚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防蓝光的平光眼镜——她不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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