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才打开。”
苏砚转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点惊讶，但更多的是被看穿之后的那种松弛——不是被人揭穿的难堪，是终于不用再藏着的轻松。那种感觉大概就像一个人在冬天的暖气房里穿了三件毛衣，闷了一天，终于回到家可以全部脱掉，换上那件旧得起球的棉布睡衣。
“陆时衍，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
“你太会看人了。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你说的最准确的一句话。”苏砚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别到耳后，露出耳后那颗小小的痣，“对，我就是在心里修了一个天台。这个地方是我唯一不用演苏总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怕，可以哭，可以想我爸，可以承认自己累了。这些情绪在我日常生活中是奢侈品，我用不起。每天一睁眼，三千个员工等着我发工资，五十个投资人盯着我的每一个决策，整个行业都在看我下一步怎么走。我要是露出一丁点软弱，明天就会有文章写‘苏砚江郎才尽’。你告诉我，这种日子过了二十年，换成你，你能不修个天台吗？”
陆时衍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知道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她需要的不是一个答案，她需要的是一个听众。一个只听不说的听众。
他做到了。他站在凌晨三点的天台边上，听这个被称为“科技女王”的女人讲她的天台、她的风筝、她父亲那碗漂着油花的泡面。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天台的地砖缝里长出来的，带着水泥的凉意和时间的锈迹。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恨你导师吗？”苏砚忽然问。
“因为他毁了你父亲的公司。”
“那只是一半原因。”苏砚摇了摇头，“另一半原因是——他是律师。一个本该守护规则的人，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破坏规则。我爸当年信任他的律师团队，把所有的法律事务都交给他们处理，结果他们转手就把核心证据卖给了收购方。那个律师——”她停下来，深吸了一口气，“那个律师就是陆崇远。你的导师。”
这是她第一次在陆时衍面前完整地说出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们讨论案情的时候总是用“对方”、“幕后黑手”、“那位”来指代，像在谈论一个不能直呼其名的禁忌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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