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国家的稳定，同样可能来自内部。
即使贵国军队恪守边界，但……意识形态的传播，对邻国内部事务的‘道义支持’，同样可能侵蚀波兰的国家根基，造成事实上的不稳定。"
朗博尔德爵士委婉地向韦格纳表达出了英国对德国向波兰输出革命的担忧。
韦格纳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将对方的担忧转化为自己的攻势。
韦格纳的脸上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表情：
"爵士先生，德意志人民共和国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
我们关注的是自身的安全不受威胁。
只要波兰不再被用作威胁我国的跳板，其内部事务如何发展，是波兰人民自己的选择，与我们无关。"
韦格纳随即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了问题的另一面：
"相反，我认为当前对欧洲稳定最直接、最迫切的威胁，并非是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渗透，而是持续的经济封锁所引发的实实在在的内部动荡。
饥饿和贫困是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
一个经济健康、能够通过正常贸易满足其人民基本需求的德国，才会成为欧洲可靠的‘稳定器’，而不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对德国的封锁政策，正是在亲手制造你们所担忧的不稳定源头。"
韦格纳巧妙地将“颠覆活动”的指控，转化为对“封锁政策”本身的批判，反将了英国一军。
几轮交锋后，双方的底牌已然清晰。
朗博尔德爵士通过密电与伦敦进行了最终磋商回到了谈判桌前。
劳合·乔治及其内阁意识到，韦格纳立场坚定，逻辑严密，且准确地拿捏住了英国的软肋——对大陆均势的维护压倒了对意识形态的厌恶。
继续纠缠于细节可能错失稳住局面的时机。
当朗博尔德爵士再次面对韦格纳时，带来了英国政府的最终方案，语气恢复了英国式的务实与干脆：
"主席先生，经过慎重考虑，大英帝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这体现了我们最大的诚意与务实精神。"
"我们将单方面、立即解除对德国在粮食、药品、以及用于民用工业的原材料的贸易封锁，但排除所有可用于军事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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