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巴黎上演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林荫大道的豪华餐厅里，穿着燕尾服的绅士们正在品尝从殖民地运来的珍馐，而三公里外的圣安东尼区，工人们正在为明天的面包排队。
"自由？意味着选择饿死方式的自由。"
55岁的铸铁工人莫里斯·勒鲁苦笑着说，
"平等？是我们同样贫穷的平等。博爱？那是资本家之间的情谊。"
在里尔，当我们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时，让娜悄悄塞给我们一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告诉德国的工友兄弟，我们羡慕你们。"
当克列孟梭先生谈论"文明"时，他指的是杜邦先生的纺织厂、罗斯柴尔德银行的账本、殖民地橡胶园里沾血的皮鞭。巴黎林荫大道上的每一块石板，都浸透着法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泪。
而在红色的德意志，我们证明了另一种可能：工人不需要乞求资本家的施舍，他们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正是巴黎统治者恐惧我们的根本原因——我们不仅打破了锁链，更铸造了崭新的世界。
（本报将持续刊发"欧洲真相调查"系列报道，明日关注：《法兰西殖民地的锁链与哀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