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深夜十一点。
卡尔·韦格纳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手里拿着一份电文。
窗外，柏林城的灯火在夏夜中延伸，远处，亚历山大广场上新安装的霓虹灯牌闪烁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照亮了半条街。
电文上的文字他已经读了第三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今日正式成立……各共和国代表全票通过……列宁同志虽未出席仪式，但全程指导了筹备工作……期待与德国同志并肩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玻璃上倒映出韦格纳的面容——比四年前在304高地时有些成熟了，鬓角也有了些许白发，只有那双眼睛，依然保持着清醒与沉重。
韦格纳转身走回办公桌。
在桌面上找出了三份文件：
最左边是苏联成立贺电的德文译本；中间是德国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发回的报告；右边是一份医疗档案的摘要——列宁同志的病历。
韦格纳拿起医疗档案。
上面的德文记录是他亲自要求卫生人民委员部整理的，资料来源包括：
去年赴俄的德国医疗专家组回忆、与列宁有过接触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描述、以及从瑞士弄到的旧病历。
“进行性动脉硬化……脑血管损伤……右半身瘫痪进行性加重……语言功能受损……”
韦格纳闭上了眼睛。
那个躺在戈尔基村床上不能动弹的老人，那场最终导致苏联走上特定道路的权力斗争，那个在二十世纪投下漫长阴影的巨人及其悲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这个时空里，他曾多次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邀请列宁来柏林接受治疗。
德国有全欧洲最好的神经内科医生，有比莫斯科更充足的药品，有更稳定的生活环境。
但每次邀请都被婉拒——有时是“工作繁忙”，有时是“不便离开”，最近一次的回电甚至直接说：“我的战场在莫斯科。”
韦格纳理解这种固执。
一个缔造了革命的人，怎么可能在关键时刻离开自己的心血呢？
他放下病历，拿起驻柏林特使的报告。
“……签字仪式上，托洛茨基始终保持沉默，但在乌克兰代表提出‘退出权’条款时微微点头……季诺维也夫宣读主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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